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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时代的教师职称制度变迁障碍与策略

来源: ca888亚洲娱乐城 时间: 2017-06-14 16:43

  摘要: 职称制度作为学术管理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影响高校教师价值取向和行为动机的重要制度安排。从 1952 年至今,我国高校教师职称制度走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任命制、评审制和聘任制等三个发展阶段。由于社会的宏观制度、制度供给主体等逻辑的制约,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在由评审制向聘任制的变迁过程中出现路径依赖及权力失衡的困境。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优化社会的宏观制度环境,确立高校作为职称制度构建者主体地位,在完善评聘制度的过程中充分观照学术的本质和内在规律。

  关键词: 高校教师; 职称制度; 聘任制; 学术职业

  “高校的真正进步依赖于教师”[1],教师作为“以学术为业”的“学术人”和高校“研究高深学问”的特质紧密契合,成为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因素。随着国家“千人计划”“2011 计划”等政策的出台,高校教师日益成为协同创新的主体力量,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加强优秀教师队伍建设成为重要的现实议题。

  一、“适应性”逻辑: 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变迁的多重诠释

  1. 社会宏观制度环境: 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变迁的外部掣肘。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产品,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2],“制度的深层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观念等决定制度的形成机制和变迁方向。高校教师职称制度作为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和学术管理的一项重要政策,隶属社会制度体系的范畴,必然受到宏观制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为了增强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没有立即建立新的职称制度。1952 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我国确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校成为国家行政系统附属的“事业单位”,政府开始对高校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将其招生就业、专业及课程设置、人事制度等全部纳入政府计划管理的范畴。在行政力量的直接介入下,高校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进行院校调整。为规范高校教师的职位晋升,中央开始构建以学衔为依托的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希冀建立一种学衔与职务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在此背景下,学术职业发展完全为政治力量所驱动[3],高校教师成为行政人事序列中的“国家干部”,职称成为国家调控师资的重要手段,教师数量根据政府确定的编制决定,与工资福利的分配制度紧密挂钩。教师职务的终身制和任命制使得教师职称制度形同政府机构的干部升迁机制,年龄和资历成为晋升的重要考量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府是高校教师实质上的“雇主”。学术和政治的紧密相连影响高校的独立性,受政治状况的影响很大。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权力逐步撤退,教师行政性身份逐步淡化,任命式的职称制度不但难以有效激励教师,而且成为禁锢其流动和竞争的枷锁。

  2. 垄断性供给: 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变迁的行政干预。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特定场域内相关利益群体力量对比紧密相连,特定制度的供给深深嵌入社会权力结构系统中。制度以长期稳定为标志,其静态的表现形式为文本形态的规则或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程序,但从动态表现形式看,制度是一种博弈均衡[4],权力体制及其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则体系是制度内涵的重要组成,在既定条件下各行动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各行动主体力量的对比。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高校的政策到院校调整时全面学习苏联,再到 1985 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始,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政府对高校的控制关系[5]。计划体制内行政主导下的高校人事制度,是以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方及高校作为被动接受方为特征的,在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下,高校的管理行为都被纳入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中,以集权管理为特征的权力结构必然延伸到高校中,使政府成为高校管理制度的供给者,教师的任免、评价与晋升都严格受国家“大一统”政策的规约。行政力量的强势地位和干预使高校学术管理自主权有限,责任和权力的不对等使得高校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改革开放后,政府职能开始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权力的下放成为发展趋势,高校自主权逐步扩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管理者及教师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制度诉求得以体现,但政府作为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提供者,依然是高校制度建设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教育经费的拨付诱致高校制度改革步入政府政策期待的轨道,这种学术管理的行政化体制也对相关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3. 从强制性到诱致性: 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变迁的总体趋向。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是制度非均衡化发展中的必然走向,其模式可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两种。根据这种制度二分理论,纵观我国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变革历程,其总体趋向是从强制性到诱致性的变迁。国家和政府始终是职称制度改革的主导者,无论是学衔制度的建立、专家评审制的实施,还是教师聘任制的推行,甚至教师职务评定与聘任的程序及标准,无不是行政强制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会实施“总体性支配”[6],以“单位”为治理框架,政府、高校和教师形成一种纵向的控制关系,高校在制度的选择上几乎没有自主权,单纯地按照政府的意志进行学术管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让位,以及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高校和教师作为职称制度的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教师聘任施行后,高校和教师的关系也开始从依附关系向基于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契约关系转变,基于合同的契约式管理成为变迁方向。与此相对应,高校师资管理也迫切要求从以内部晋升为主的终身制向高校自主的开放式岗位聘任转变。改革用人机制,基于高校的学术特性完善教师晋升制度成为共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高校之间的竞争加剧,学术管理制度作为公共管理政策的组成部分,多元主体的价值表达和互动促进职称制度的优化,过去以政治因素影响为主的强制性和激进式变革过渡为学术性因素增强的诱致性和渐进式变迁。

  二、现实困境: 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

  1. 路径依赖抑制着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变迁。路径依赖是指事物的发展过程存在惯性,历史进程中前期的事件和制度范式会出现自我强化的机制,不断提高自身的优势地位,对其后发生的事件产生影响[7]。新中国成立后,高校的人事制度被整合进国家的政治秩序中,成为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子系统。以此为基础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体系在运行过程中衍生出师资管理制度,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成为具体制度的直接操控者,促使行政权力成为高校管理的主体力量。

  基于行政管理为出发点的人事调控规则,固化政府对高校办学资源和管理制度等的干预。1986 年以来以教师职务聘任制为内容的职称制度变革,为学术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契机,高校的学术裁量自主权不断增大,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直属高校先后进行改革,建立自主评聘教师的制度,但在多数地方高校中,政府依旧是职称制度的直接介入者,“一省一规”的职称模式使得高校评聘教师的单位成本较低,统一的评聘过程具有较高的效率,因而旧制度维系较强的惯性,延续周期加长。由于社会资源配置的“双轨制”,事业单位中的“职称”附加薪资、福利等诸多资源,学术权力的薄弱使得高校和教师形成职称制度由政府主导的适应性预期,致使改革面临多重阻力,在从“身份管理”向“岗位聘任”的转变过程中出现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产生制度锁定的路径依赖现象,延滞聘任制的实施。

  2. 权力失衡制约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发展。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而权力的分布结构直接影响组织内部秩序的形成和运行。从根本上说,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力结构的变迁[8]。在我国“集权体制”的框架下,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出“国家强于高校”“高校强于教授”的权力模式[9]。教师职称制度的评价标准、评聘的过程处在政府严密的制度安排下,工资待遇、津贴等级严格与职称挂钩,行政效率和管理绩效成为高校师资管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学科的分化和交叉,不同群体基于各自利益展开博弈,在推进职务聘任制的改革中,教师缺乏作为独立利益主体所应有的自我发展的激励机制。

  虽然自主权不断扩大,但高校作为行政组织序列中的“事业单位”,尚未完全剔除行政化的机制,非学术权力仍是权力结构的主导性力量,学术往往附属于行政权力,发挥的实质性作用不大。权力的失衡导致教师整体对关涉自身职业发展的学术管理制度参与度较低,学术组织和教师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不足,影响教师对于聘任制改革的认同度。

  三、路径转向: 推进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变迁的策略选择

  1. 优化社会宏观制度环境,拓宽学术自主发展的空间

  高校教师职称制度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政策,其发展和变革社会宏观制度紧密相连。纵观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职称制度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状况存在同步共振现象,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往往影响职称制度的革新与发展。在当前大众化的背景下,市场需求和社会压力对高校学术活动的作用日益明显,教师的教学科研越来越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职称制度作为学术职位的配置模式,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学术生产力的高低。在深化教师聘任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社会要积极创造条件,完善配套政策,优化人才流动、医疗和社会保险以及失业保障等配套制度,为高校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教师流动机制提供良好的前提,促使教师终身制的局面得以改变,实现高校教师队伍的优化,增强学术发展的活力。

  2. 合理分权,确保高校作为评聘制度构建者的主体地位。作为关键相关者,政府、高校、教师等三者之间的权力划分及相应的制度结构对于聘任制的实施至关重要。在分权成为政治治理重要模式的背景下,政府要进一步下移权力重心,从制度的直接供给者向制度实施的监督者转变,完善教育法规,改变行政部门对高校学术管理制度“大包大揽”的现状,使政府通过行使监督者的角色指导大学系统的发展,确保高校作为学术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通过构建“政府监督、大学自主、教师参与”的职称评聘模式,改变制度相关者权力不对称的状况,鼓励高校基于自身定位和发展目标探索新的教师管理模式,使职称制度成为基于学术发展遴选优秀教师的制度,为高校主体基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自身特点探寻新制度预留较大的空间,才能逐步改善教师职称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造成的低效状态,促进职称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3. 以学术为本,充分观照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内在本质。高校的本质属性是学术性,其制度设计只有以学术功能的实现为鹄的,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教师职称制度作为学术评价制度的主体内容,多元化是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已难以承载制度发展的需要。在当前高校发展分级分层的趋势下,充分观照高校的合理定位,以保障学术自由和促进学术发展为出发点,严格学术评价标准,扩大基层学术组织的影响力,健全教师评聘组织,建立教师广泛参与的评审机制,提高广大教师的决策参与度,培育以学术为本、以教师发展为导向、以平等自由的契约理念为基础的组织文化成为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的重点所在。